《玉光剑气：明遗民张怡的易代记忆与叙事心曲研究》股票配资知识网推荐，李远达著，北京出版社2025年6月版。
该书主要研究明清之际著名遗民张怡的身份认同、易代记忆、著述心态、文体建构与叙事心曲。张怡是孔尚任《桃花扇》中张瑶星的原型形象，前人研究多将其作为戏曲名著的本事人物予以关注，缺乏系统性挖掘与完整性文献整理。
该书结合南京图书馆藏《白云道者自述》《云谣九叠》《玉光剑气集·凡例》等文献，与《玉光剑气集》《谀闻续笔》等已知文献进行参证，补足了张怡从将门虎子、亡国书生到遗民耆老的曲折传奇一生。作者试图以张怡的笔记小说为切入点，探究张怡《玉光剑气集》等著述的文学史、心灵史与思想史意涵，进而揭橥明遗民群体追忆故明的书写姿态与表达空间、文体选择与著述宗旨之间的颉顽与调和。为张怡这位几乎被遗忘了的明遗民深描心象，正意在揭示普通人在历史大变局中的文行出处与生命抉择。
绪论 明清之际士人张怡的身份、记忆与叙事
第一章 新见《白云道者自述》与张怡生平新考
第一节 张怡生平新考
第二节 张怡著述存佚考
第二章 张怡笔记《玉光剑气集》书名、版本与文本形态
第一节 《玉光剑气集》的书名隐喻
第二节 《玉光剑气集》版本系统与修订序次
第三节 “批点”的文本形态
第三章 《玉光剑气集》的材料来源与编纂
第一节 对前人史料的剪裁:以王世贞和伍袁萃著作为例.
第二节 对时人笔记的取舍:以李清和周亮工为例
第三节 对亲身经历的裁汰:登州与北京的丧乱
第四章 “识小”与“识大”:张怡的选材眼光和叙事心曲
第一节 “识小”与“识大”的内涵
第二节 “识小”眼光与《玉光剑气集》的文学呈现
第三节 记录“世无传者”的史观沟通“识大”与“识小”
第五章 壬申登州与甲申北京:明遗民张怡的丧乱记忆与隐晦笔法
第一节 张怡笔下的“隐晦”笔法
第二节 壬申登州:个人记忆修正的集体记忆
第三节 甲申北京:集体记忆规约下的个人记忆
第六章 “玉剑体”的生成:张怡的小说意识与文体建构
第一节 目录学视阈下《玉光剑气集》文体性质
第二节 “愚人耳目”的神异叙事:张怡的小说意识
第三节 玉剑体的“奇”与“正”:沟通史传与小说传统
结语 明遗民张怡的寄寓:“反举吾家珍奉之异姓”
附录
附录一 《白云道者自述》
附录二 《云谣九叠》及相关序跋
附录三 《玉光剑气集・凡例》及相关序跋
参考文献
后记
世人知晓张怡（1608—1695）其人，盖因孔尚任《桃花扇》中的张道士（张薇），乃以张怡为原型加工塑造而成。
谢国桢《江浙访书记》中介绍道：“白云（按即张怡）人品既高，又久历沧桑，多识故事，凡问故国兴亡、南明事迹之人，多来请教于他。孔尚任谱《桃花扇传奇》就曾向他访问遗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98页）
孔尚任来到南京栖霞山白云庵，对隐居于此的张怡进行专访，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秋天的事，当时张怡已是82岁的耄耋老人。此次专访对十年后问世的《桃花扇》而言，关系甚重。
在《桃花扇》中，张道士不仅是南明史事的见证者，他还是阻止侯李团圆的棒喝人，为剧作思想内涵的升华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张乘健在讨论《桃花扇》的春秋笔意时，强调孔尚任寄希望于下层、以道教为逋逃薮的深层内涵，剧中张道士的形象被充分彰显出来（参见《〈桃花扇〉发微——从哲学史的角度论〈桃花扇〉》，《文学遗产》1984年第4期）。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在《桃花扇》中，孔尚任不仅安排张道士充当历史的见证者，为改善世道人心起见，还要让他的见闻流传后世：
闰二十出《闲话》中，南京书客蔡益所逃难途中邂逅张薇，从其口中获知崇祯殉难诸事后，基于职业敏感，提出要编纂唱本以褒忠斥奸，其资料便是由亲历时事的张薇提供。
由此反观当年孔尚任访张怡五古诗中所言“数语发精微，所得已不浅”，尤其是同一首诗中特意提及张怡著述之丰：“著书充屋梁，欲读从何展”，可见张怡阅历之丰富与著书传世意识之自觉。
这一点在《桃花扇》的《闲话》出中同样有所体现：张薇所述殉难诸事，皆已记于“手摺”“抄本”之中。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作为《桃花扇》中张道士原型的张怡，到底有哪些著述呢？这些著述存佚情况如何？研究张怡其人，对于了解明清之际的历史与文学有何助益？
前一段时间，我收到了李远达的书稿《玉光剑气：明遗民张怡的易代记忆与叙事心曲》，细览一过后欣慰地发现，远达已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份完满的答卷。
十几年前，我就知道远达在从事张怡《玉光剑气集》方面的研究，并承蒙他不弃，拜读过这部分早期的文稿。
当年我就被远达广搜文献、细腻阐发的作风所打动，没想到远达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并未中止，而是继续搜集资料，补充完善，终于完成了这样一部系统性的书稿。
作为第一部以明遗民张怡为研究对象的专著，需要克服文献不足、既有研究较少等难题，如果没有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是绝难成就此一硕果的。
我们知道，继谢国桢、顾诚等前辈之后，学界对张怡有较为深入的了解，乃是得益于中华书局2006年出版的、由魏连科先生点校的《玉光剑气集》。
远达告诉我，十几年前决定研究张怡时，他便去石家庄拜访了资深编辑魏先生，在难能可贵的忘年交式的深谈中，收获了意想不到的诸多教益，为日后的持续研究积蓄了能量。魏先生已于2020年归于道山，远达这部著作的出版，也是对魏先生最好的纪念。
流传至今的张怡著作中，《玉光剑气集》的分量自是首屈一指。远达著作共有六章，后五章便是专论此书。第一章以南京图书馆藏《白云道者自述》为核心文献考证张怡生平，乃是全书立论的基础。《白云道者自述》这份文献此前仅有顾诚先生引述过，但学界仍未睹其全貌。
当年魏连科先生整理《玉光剑气集》时曾不无遗憾地指出：“笔者曾想将《白云道者自述》附于本书之后，使读者知其人以知其书。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只好有待来者。”
现在远达整理了这份文献，将其作为“附录一”置于书后，终于弥补了魏先生当年的遗憾。充分利用这份文献，不仅可以全面了解张怡的生平，纠正此前的一些错误认识，尤为重要的是“为探究他的文体建构意识提供了可靠支撑”。
对《玉光剑气集》展开文本研究是本书主体，远达经过深思熟虑，精心选取角度，利用新文献，勾连旧文献，一路发掘话题，慧心独具的发现所在多有。
比如，探讨“玉光剑气”作为书名所蕴含的深沉的隐喻义，依据南图藏《白云道者自述》所附《玉光剑气集·凡例》考察此书定本原貌，考索《玉光剑气集》的材料来源，从典型案例看张怡的选材眼光，判定《玉光剑气集》的文体性质等，均为前人鲜少论及的可贵创获。下面拈出几个问题稍作申述，以期引起学界同仁的进一步关注。
远达充分注意到《玉光剑气集》文本形态的一个显著特征——批点。
原来，《玉光剑气集》的编纂并非张怡一人之功，他还有两个重要助手：黄虞稷、周在浚。在眉批、旁批和注释这三种批点中，留下了三人的多条笔迹。有时他们围绕一个话题展开探讨或争论，俨然具备文人群体的共同体意识。
事实上，这种共同体意识不仅表现在批点的文本形态上，从《玉光剑气集》引述时人笔记上也能看出：据远达考证，张怡从遗民领袖李清和密友周亮工的著作中亦多所取材，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共同体呢？
远达还敏锐地体察到，《玉光剑气集》引用李清的话，不排除口述之可能，进而推测“晚年的李清参与指导了张怡等人对《玉光剑气集》‘光熹’以后史事的辨析与编纂”。
如果这一推测能够成立，那么李清对于《玉光剑气集》的贡献当不在黄虞稷、周在浚之下。跟好友合作完成一部书的编纂，张怡之前还可举出一例：
曹臣（1583—1647）编撰世说体小说《舌华录》，由好友吴苑帮助编辑门类，并于每类前撰写小引；曹臣另一友人郝之玺则书托“公安三袁”中的袁中道撰写评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舌华录》曾被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小说类著录，而黄虞稷正是张怡编纂《玉光剑气集》的重要助手。
毫无疑问，文言小说编撰中这种集体合作现象值得引起足够的重视。
远达在讨论张怡的选材眼光问题时，标举其注重刻画小人物的特色，征引过一个让人过目难忘的例子：
金忠节铉字伯玉，为工部主事，值内臣张彝宪总理两部钱粮，以不肯屈节为所纠，夺职。起复，补兵曹，巡视皇城。甫二十余日，贼犯阙。城陷，公趋入皇城，内官奔溃四出，呵斥不止。至西苑河侧，解牙牌付家人曰：“归送太夫人。”余无所言，投御河而死。
方公死时，有内监吕胖者，偶然而至，两手反接而睨视之，曰：“是金兵部耶？是辈素不以我辈为人，岂渠能死，吾不能死耶！渠生欲远我，我偏近之。”亦投河死。后家人入皇城求公尸，已与吕监骨相杂，不可分敛，而皇城又不得入榇，竟合两骸藳葬御河堤。（《玉光剑气集》卷六《忠节》）
金铉殉国事见载于各书，时事小说《樵史通俗演义》第三十回亦曾述及，让此事陡添小说气息而耐人寻味的，乃是太监吕胖的阑入。
远达查阅《金忠节公文集》卷八《年谱》后，为我们还原了金铉家人寻觅其遗体的细节：如何处理混杂在一起的两具骸骨，金铉家人在听取士大夫的意见后，草草葬于河边，而未将其归葬祖茔。
远达就此指出：“虽然经历了甲申国变，但士大夫对于太监的鄙夷仍不能稍减，张怡等表彰有‘义举’的太监，也并非平等的态度视之。”这是说明士大夫阶层如何看待太监殉国。远达还敏锐地提示吕胖的同侪谈论他的态度，显得那么轻描淡写，“怎样看待其殉国，亦很难说”。即便是吕胖自己，在投河前所说“渠（金铉）生欲远我，我偏近之”，亦含浓重的不满于士大夫风评的负气成分。
殉国叙事之复杂，由此可见一斑：原来，是否具有殉国资格也是分等第的，对此香港学者何冠彪在其专著《生与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择》中论之甚详。
远达别具慧心地指出，《玉光剑气集》所记小物件、小故事，因其透露出某种隐喻与象征，从而指向经国之大事、易代之兴亡，比如卷二十六《玄释》记述觉浪道胜和李长庚、梅之焕的一番对话：梅之焕向觉浪发问：“请问和尚，如此世界，人心坏极，以何慈悲方便救济？”
觉浪以精妙的譬喻作答，说太古之时就像一锭大元宝，乃是十分足色，后人不断往里搀铜，导致银锭成色不断下降，如今则变为一块精铜，全然失其本色了。上天睹此惨状，乃将其付与大炉火烹炼一番，以便去除杂质，还其本色。
听闻此言，梅之焕机敏地推论道：“如此，则造物须下毒手。”觉浪回应道：“不下毒手，则造物不仁，亦无功，而天地之心皆亡矣。”
人们常用天崩地坼来形容明清易代，痛苦压抑久久缠绕在人们的心头，迫切需要一种超越性的理论予以化解，在传统儒学无法满足这一要求的情况下，觉浪道胜的上述言说自然便会被记取。
同样以易代为背景的话本小说《豆棚闲话》中，第七则《首阳山叔齐变节》末尾有一段“顽民”跟“齐物主”的对话，其深层次的寓意亦可一体视之：“众顽民道：‘今天下涂炭极矣，难道上天亦好杀耶？’齐物主道：‘生杀本是一理，生处备有杀机，杀处全有生机。尔辈当着场子，自不省得！’”
《玉光剑气集》在中华书局出版时列入“元明史料笔记”丛书，乃是着眼于其史料价值。卒章显志，远达在第六章通过绵密的理论辨析，探讨《玉光剑气集》的文体性质，首次提出笔记小说之“玉剑体”概念，允为本书令人瞩目的理论创获：
《玉剑尊闻》与《玉光剑气集》的密切联系，可能受到明清之际独特的社会历史大环境刺激，“世说体”笔记小说重新融合进了修筑史书的严谨态度和强烈社会功利性目的，发展出了以《玉光剑气集》为代表，包括《玉剑尊闻》《明语林》《今世说》等一批作品的“玉剑体”笔记小说。
虽然《玉光剑气集》长期以稿本形式流传，不一定能影响到其他几种笔记小说。但它们有着相似的编纂追求：立志存史，记录“世无传者”。绝大多数材料汇编自前人笔记，眼光上重在“识小”，借助“小”作为掩护，将亡国之痛委婉地表达在小说集中，时时隐现，也就寄寓了他们欲“识”之“大”。因此可以说，“玉剑体”笔记小说将“小”的功用发挥到了崭新的水平。
这段高度凝炼的话，实为前五章内容的理论归趋。我们知道，判定一部书的文体性质，是文献处理的基础性工作，这决定了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评判此书，以及如何以恰切的方式征引此书的材料。
远达提出笔记小说之“玉剑体”概念，综合考虑了文体源流、时代刺激及作者追求等多重因素，这些因素在前五章论述中均有扎实的呈现，第六章的理论提升乃是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在此仅简单谈谈“玉剑体”笔记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识小”。
远达在第四章第一节中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嘉靖至明末这段时间，出现了不少以“识小”为名的笔记小说，《玉光剑气集》将着力点置于“识小”，离不开晚明笔记小说编纂大环境的影响。
而“识小”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多方关注小人物的行止命运，这契合了阳明心学眼光向下的时代思潮（四库馆臣谓张怡思想的底色是姚江心学），本身便具备独立价值，尤其是在统治阶层日益腐朽的衬托下，小人物的优秀品质愈加凸显，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识小”若能通向“识大”，便更能体现“寓史家于说家”的写作意图：“张怡所‘识’之小物件、小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国家的变革，具有了穿透小、大界限的力量。”
远达从《玉光剑气集》卷二十六《玄释》中举过一个例子：
一介平民宋连璧，凭借道人传授的异术，介入启祯年间激烈的政治斗争而得以死里逃生。这个具有浓厚神异色彩的故事，一望而知为小说家言，但其中是否蕴含了某种历史的真实呢？
对此远达作出了精辟的解析：“挽狂澜于既倒、支大厦于将倾，恐怕也只能寄希望于神仙异人了。也许这正是该故事流行于明末清初的一个重要原因。小大之辨带来的是无限唏嘘。”
值得注意的是，《虞初新志》卷三所收《宋连璧传》，署“李焕章（象先）”撰，传中谓宋连璧出身巨族，父亲为鸿胪丞。
两相比较，张怡笔下的宋连璧更具传奇色彩，更能传达故事的深层意涵。毫无疑问，正是时代痛楚的刺激让文学想象的翅膀舒展开来，“史家停笔处，小说家便起笔”。
由此引申，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易代之际带来的巨大的心灵震撼，将士大夫的价值观重新磨洗一番，它就像一块魔力十足的磁铁，将旧籍新著的材料吸纳过来，终于形成分门别类、各就各位的文本形态。
以上便是我在阅读远达著作过程中，对几个稍有体会的问题的拉杂申述。相对于远达著作丰厚的内容，以上所述自然是挂一漏万，不足以展陈其高明的。
比如，远达对张怡个体生命史的考察与阐释，可以增进我们对明遗民群体的整体认识，其意义诚如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所指出的：“‘亲历’并不能保障史述的‘客观性’，却提供了考察‘人与历史’、士大夫处明亡之际的珍贵材料，创造了官修正史所不能提供的特殊价值。”（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页）
远达著作还有一个很值得称道的优点，那就是他并未刻意拔高研究对象，而是将研究对象置于可资比较的范围内，然后给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远达指出，在思想与学术建树方面，张怡无法与顾黄王三大家相比；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他无法跟傅山、屈大均等相提并论。然而，“正因为他没有什么特别出格之处，他的著述心态才在那个时代具有代表性，因而也具备了典型个案的分析价值”。
是的，认识一段离奇变幻的历史，需要多个有效角度的介入，“一双既普通寻常，又深邃平静的属于不世袭的遗民张怡的眼睛”，正是历史和现实都需要的一双珍贵的眼睛。
远达著作的个别地方，或许还有优化的余地。比如，第四章第二节列表比较孝子王世名故事，除了《戒庵老人漫笔》卷七和《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一外，可以考虑补上《型世言》第二回（《千金不易父仇，一死曲伸国法》）。
又如，第三章第三节《对亲身经历的裁汰：登州与北京的丧乱》，从本章内容要求看，这一节是必不可少的，但本节篇幅太过短小，跟内容饱满的前两节难以匹配。远达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提示本节内容在第五章有充分展开，但如何作出技术性处理，消解第三章第三节上述问题，还可以再斟酌。
我跟远达相识是在他读研究生的时候，十几年来，在学术活动和日常交往中，我对他的了解日渐加深。远达身上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太多了。他的聪敏、热情、多才多艺，让痴长他十几岁的我钦佩不已。
如今远达新著即将付梓，他执意让我写一篇序言。我屡辞不获，只好硬着头皮写了上面这些话。理解不到位及错谬之处，请远达和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十二年前的某个夏日，登门拜访我的导师刘勇强教授。几个学生散坐在刘老师家的客厅，相谈甚欢。偶然聊起晚明笔记，老师从厚重的大书架上费力抽出上下两册书，中华书局2006年版的《玉光剑气集》,足有千余页。
记得老师当时非常认真地说，我一般不给人出题目，这个题目很有趣，你有兴趣的话就做做看吧。
张怡，这个陌生的古人名字，进入了我的视野。此后的数年，到石家庄拜访这部笔记小说稿本的点校者魏连科先生，到南京图书馆反复抄录《白云道者自述》《云谣九叠》和《玉光剑气集·凡例》等新文献，在北大西门内的勺海边老师曾与我讨论框架，不知日暮。
从一篇论文到一部小书，我自己也没想到，竟然历经了这么久的时光。而隐居摄山的明遗民张怡，我真的读懂了么?我心里还没有底。
前不久，根据专家建议，增补了浙江图书馆藏的《张氏一家言》稿本信息，我合上电脑，感慨良久。张怡是个小题目，但经由张怡展开的易代之际文学空间研究，还有广阔天地，可以施为。
感谢我的导师刘勇强教授，手把手批评我不成熟的论文。感谢井玉贵、徐文凯、黎慧三位老师逐字逐句批阅我的书稿，感谢井老师欣然为我作序，感谢北大中文系的张鸣、潘建国、李简、李鹏飞、李林芳等老师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北京市社科联资助我出版这部小书，北京出版社责编玉成此事，感谢各位匿名的审稿专家提出的认真翔实的审稿意见，我都一一做了修订。
最后，感谢内子元的坚定支持。她无愧于是这部小书的催产士，也鼓励我将易代之际士人的身心健康与著述心态作为持续关注的课题。
《大观园的病根：〈红楼梦〉人物的身心困局》，李远达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年3月版。
李远达，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讲师。师从刘勇强教授研治中国古代小说史与宋元明清文学。近年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医学叙事，易代之际的文学与思想。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022）和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024）各1项。曾荣获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2024）、北京高校第十四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一等奖、北京大学第二十三届青教赛（人文社科类）一等奖第一名等荣誉。在《明清小说研究》《红楼梦学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发表《吴敬梓的江南医药文化背景与〈儒林外史〉的疾病隐喻》《〈红楼梦〉补药叙事与明清温补风俗》等学术论文40余篇。学术专著有《大观园的病根：〈红楼梦〉人物的身心困局》（人民文学出版社，2025.3）、《玉光剑气：明遗民张怡的易代记忆与叙事心曲》（北京出版社，2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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